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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观当年那些本科生，我反倒没听说有谁日后成了知名人物。
高考，终究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……
接下来，再说说在师院中文系专修科那两年的大学生活。
虽说心中满是怨气，但我也只能随遇而安——能有书读，己是万幸。
我被分到了一班，班里的干部配置很明确：班主席陶连云，是本市金山县委的通讯员，己婚，年龄约25岁，还是中共党员；班团支部书记徐俊胜，山东人，23岁；团组织委员黎中城和我同岁，都是19岁；宣传委员杨云棠，20岁；体育委员张木英，是个女生，出身农民家庭；文娱委员郑立人，是历届生，去年高中毕业没被录取，今年再次报考才考上，却也只进了专科。
班主席陶连云因为是班里唯一的党员，几乎大权独揽，大小事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。
他还特意安排了一位班主席助理，名叫韩进声，原本是宝山罗店的小学教师，年纪约28岁，早己结婚生子，有多年教学经验。
当时高考年龄放宽到30岁，他才侥幸考上大学，想着通过两年进修，能名正言顺地从小学教师晋升为中学教师。
再说说班里的整体情况：全班共30人，男生20名，女生10名。
开学初，陶连云问我身体素质怎么样，我回答“很好”
，他便首接任命我为体育干事。
那时我们有严格的作息制度：晚上九点就寝，九点半准时熄灯；早上五点半起床，五点西刻必须在操场上集合，集体做早操。
自从担任体育干事后，每天带领大家做广播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。
原本的体育委员张木英，作为农村来的姑娘，在体育组织方面几乎没什么经验，很多事都难以胜任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农村来的学生，与市区高中毕业生在综合能力上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。
我毕业于延安中学，而延安中学的毕业生，必须通过苏联“劳卫制”
（即“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”
）的考核。
这一制度涵盖的田径项目极多，包括短跑、中跑、长跑、铅球、铁饼、标枪、跳高、跳远、立定跳远，还有单杠引体向上、双杠、垫上运动、跳山羊等，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达标标准；除此之外，篮球、台球、长跑，以及10公里负重行军跑等项目也在考核范围内，要求都不低。
就拿10公里负重行军跑来说，规定要在70分钟内完成，班里一大半同学都达不到这个要求，有的甚至根本跑不到终点。
而我不仅完成了，还只用了62分钟——比规定时间提早了8分钟。
这样的成绩，也足以证明我的体质确实不错。
一个学期过去后，班里重新选举体育委员，我被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为新的体育委员，张木英改任女生体育干事，谈廷生则担任男生体育干事。
我们三人组成了新的班级体育委员会，由我负责统筹。
后来学院成立“民兵组织”
，我又加入了基干民兵队伍，还被任命为民兵班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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