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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中国有句老话，叫治标不治本。
前几期那些历史编辑者反复想，终于想明白，哦，得从中国的根上动手——照搬一个基督教进来，只是治标，进来了也水土不服；中国的根，在于一种东西，一种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的东西。”
熊浣纱和张树都屏住了呼吸，静耳去听方伯庚的后话。
“这个东西，他们用了一个老学者的话，叫‘士人精神’。”
“士人精神”
，什么是士人——不是商人，不是贵族，不是武夫，就是读书人，就是知识分子。
方伯庚：“拿钱穆的话来讲，中国历史、自汉代以下，非贵族非军人非商贾，是一种‘崇尚文治的政府’，也就是‘士人政府’：只许读书人跑上政治舞台，只许他们组织政府，政权也只许交在他们手里。”
要有“士人政府”
，自然得先有“士人社会”
，按方伯庚所引的钱穆观点，这个社会，中国历史一直都在孕育：战国时期，活泼动进，“游士社会”
因此冠名：“秦之统一天下，其主要动力，亦在六国之游士，而不在秦之贵族。”
到了西汉，流品出现、有郎有吏，就叫个“郎吏社会”
；往后走，东汉时期，有一个阶级终于在察举制的异变中慢慢生长出来，到魏晋南北，“门第社会”
也便最终诞生。
到了唐来，则略有不同——科举一出，一个“科举社会”
或者叫“白衣社会”
的雏形隐隐显现，但因为长期对外开拓疆土，边防将领权力越来越重，藩镇割据，各路武将拥兵自重，可以说是武将家庭变相世袭，因此这时候理当是一个从“藩镇社会”
向“白衣社会”
过渡的状态；宋及宋之后，就是彻底的以科举为运行机轴了，“白衣社会”
应运而生：“门第社会消灭，军权社会也难得势。”
方伯庚道：“可以说，抽掉了科举，中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——西方文官制很晚才有，到今天还是‘两官分途’，一套公务员体系，分出两种官员，一种‘政务官’，一种‘事务官’，相互的职责不能交替，中国没有——不是多党轮换，没必要刻意分出来，说代表的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，跟你们古代科举说的一样，都是为民为国。”
“对读书人的敬重，中国是刻在骨子里的。”
一席话，顿让熊浣纱和张树心生感慨，不由端地想起那片土地上数千万人埋头寒窗的壮烈场面。
有了“士人政府”
、“士人社会”
，久而久之，也便催生出“士人精神”
来。
有对比才有所谓“士人精神”
。
《国史新论》里说：“西方人对知识，似乎自始即并没有对普遍全人群而寻觅之旨趣。
此因西方社会，在先本从一个支离破碎各自分开的小局面上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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