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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7章不就几个烂怂土人？
作为女性，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。
或者在《红高粱》这篇小说里，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越。
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。
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，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。
这也说明，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“同期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，看来《人民文学》很重视《红高粱》这部小说啊。”
章德宁说。
1982年第6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，当期不仅刊载了《红高粱》的小说，还有整整三篇《红高粱》的评论文章。
且，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。
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《感觉和创造性想象——关于中篇小说“红高粱”
》：
“.
《红高粱》写得美而大气，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。
《红高粱》视角下的抗日战争，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。
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。
他们自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，而他们自己的生活，则是敢爱敢恨，嫉恶如仇，充满着一种《水浒传》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。”
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。
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，因为喜欢九儿，就杀掉了单家父子，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，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，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。
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。
名声大一点的，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.
除了李陀，《人民文学》还刊了阎纲同志，以及他们《京城文学》主编王濛的文学评论。
王濛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《红高粱》这篇小说，他说：
“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。
从《红高粱》这部小说中，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酵能力。
阅读过后，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，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，而且喝得很酣畅。”
《人民文学》每期不到2o万字的篇幅，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，几乎都是《红高粱》这篇小说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。
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，自然明白，这样重量级的阵仗，说明《人民文学》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《红高粱》。
而在她们看来，《红高粱》本身的质量，也确实值得《人民文学》不遗余力的为其助势。
“安忆，你那篇寻根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了？”
章德宁想起不久前王安忆也在构思的一篇“寻根”
文学作品，跟她打听起来。
王安忆面色一窘，咕哝着说，“还在写着。”
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对那篇《小鲍庄》的洋洋得意，就觉得脸有些烫。
同为“寻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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