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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。
实际上，除了张、海等寥寥数人之外，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（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，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）。
事实也证明，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，而是钱。
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，因为赔款收入暴增，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，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、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，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；自第五年开始，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“败家子财政”
的阶段：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，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；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，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。
到第九年后，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——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，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！
至此，“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
终于形成了：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，现在一转攻势，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；往常地方掌握财源，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，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？
政治就是财政，财政就是政治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。
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，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。
至此，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，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——没有地域之分，没有门户之见，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，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；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，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？
也正因为如此，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、新时代隐约的回响；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，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，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，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；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，内阁用尽浑身解数，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——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；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，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。
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，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；实际上，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，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……
】
【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，不适宜播放】
真君砸了砸嘴，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，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，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，不觉大为扫兴。
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，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“敏感内容”
，拒不播放，无论如何费力，亦毫无作用。
——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？未免也太过见外了！
所幸四面趴了一地，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；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，发泄被隐瞒的不快。
当然，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。
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帝，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。
不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敏感内容。
他哗啦啦向下翻了好几页，终于看到了没有屏蔽的内容
【……近代化的要义之一，就是打破各地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，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。
而在甲寅变法中，这艰难的进程被以某种古怪的形式达成了——自然经济当然抗拒外力，却绝对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；封建制度下地方势力保守顽固，牢牢把握着当地一切财源；但再怎么样金山银山的财源，能比得上中央上百万两银子的拨款？
若有阻力，白银横扫；阻力加大，白银加多。
甲寅变法所有的思路，不过如此。
所以，历史真是诡异得无法言说。
从大安高祖朱重八以来，历代名臣夙兴夜寐，穷尽手腕与地方势力争夺权威；而最终这持续数百年的央地矛盾，竟尔在甲寅之后迎刃而解，再不值一提。
而这样光辉宏伟的功业，并非是出自于政治的清明或者人性的蜕变，而纯粹只是因为钱——甲寅变法中的官场同样是因袭数百年贪污腐化的官场，但朝廷灌下来的钱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得是大水漫灌汹涌澎湃，多得超乎了想象超乎了经验，乃至于朝野官吏上下其手之后，居然都还能留下足够的钱给可靠的人办实事。
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仅此而已。
当然，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政客都能看出这种模式下巨大的隐患：变法的成功纯粹依赖着超乎想象的巨大现金流；一旦现金流稍有阻遏，变法都会立刻遭遇挫折。
所以，在变法派整出白银横扫战术之后，保守派虽然大受打压，但心中仍然存有极大的希望。
他们在私下里称变法派为“桑弘羊”
，皇帝为“汉武”
，认为此竭泽而渔的招数绝不长久；只要财政断绝，就是翻盘的良机。
应该说，这个推测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。
在变法派穷凶极恶的花钱效率下，东瀛不到九年就被刮了精光，“活像榨汁后的烂橙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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