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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9月13日，我与洪丕柱一同前往上海师范学院报到，人生的崭新篇章自此翻开。
那一年，正值“大YUE进”
后的调整时期，可报纸上“跃进”
的声浪依旧未歇，高校招生规模也因此保持在较高水平。
上海师范学院这一年共招收2500名学生，仅中文系专修科就达600人，按三十人一班的标准分成20个班级——这般大规模招生，正是为了缓解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师资紧缺问题。
这600名专科生中藏着不少佼佼者，很多人高考分数颇高，只因家庭成分出身不佳，才遗憾进入专科；反观本科生群体，不少人成绩平平，却凭借“工农子弟”
的身份得以录取。
当时盛行的口号是“向工农兵子弟敞开校门”
，这看似普惠的政策，实则偏离了公平竞争的轨道，成了“唯成分论”
主导的招生准则。
我心里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数并不低。
当年高考总分500分，涵盖语文、政治、外语、地理、历史五科（每科满分100分），我粗略估算，自己的总分应在430至450分之间。
若不是“唯成分论”
的限制，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的误导——该校仅招两名学生，且早己内定——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本该是十拿九稳的事。
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40人，其中20名是外地学生，20名是上海本地学生。
我同班的金嘉诚“考中”
了，可这“考中”
实则近乎“保送”
。
他的语文成绩本就一般，作文只得了3分；而我高中三年的作文，次次都是5分，连4分都未曾有过，论语文水平，他与我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
值得一想的是，延安中学高考预考时，我是全校第二名，金嘉诚却名落孙山；此外，我当时带着几分“文青范儿”
，早己在校外报纸媒体上发表过文章。
他能走进复旦大学，无非两个原因：一是出身工人家庭，二是担任过学生会干部。
若纯以分数论高低，我虽不愿说他“不合格”
，但他的成绩绝对无法与我相比。
即便在我们这届专科生里，也不乏后来的优秀人才。
我同班有个叫黎中城的同学，毕业后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研究班深造，后来成了样板戏《海港》（京剧）的编剧之一，还曾任上海京剧院院长；同行的洪丕柱，后来也成了数学系领域的专科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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